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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2021-12-17 03:42:38

最佳答案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1期,原文标题《成都:最是川音安逸》,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四川方言就像川味一样,在短短20年里席卷了全国。好像不管是哪里的人,都会说上一句“巴适得板”“雄起”,就像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四川火锅店一样,一派繁荣景象。可这些都只是川音的浮毛,看似密实,而真正的皮肉危机只有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才懂。

记者/薛芃

摄影/蔡小川

设计师、艺术家王亥是土生土长的成都“街娃”

成都,不只是成都话

我们到成都的第二天,郫都区的新冠疫情暴发。一对70岁左右的老夫妇核酸检测相继呈阳性,第二天,他们20岁的孙女确诊。紧接着,因为一晚上去了几家酒吧,女孩成为网暴的焦点。这天傍晚采访完,赶上了晚高峰,我们随着下班的人潮走回住处。一路上总能听见人们在议论这个女孩,有指责也有理解,有四川话也有普通话。

一夜之间,原本悠然自得的成都,迅速进入紧张状态。平日热闹的太古里、春熙路,人流量少去了一多半。冬天的成都,总是阴阴雨雨的,难见到阳光,让整座城的气氛显得更萧索了些。没有人知道,第二天会不会有更多确诊病例出现,“封城”的传言也在四散传播。路面上,所有人都戴起了口罩,但凡出入口,各种检查也严格了几倍。之前计划采访的几个川剧、评书演出场所陆续关门,方言的采访一下子没了着落。

在此之前,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对四川话的未来挺乐观的。当诸如吴语、客家话这些方言都面临着失传或退化的困境时,四川话的说唱音乐、电影、短视频、街头流行语风靡全国,不仅在四川地区,其影响力甚至辐射到外地,看起来四川话的传承似乎没有这么大的困境。起初,我好奇方言是如何与这座城市和谐共处并传承着的,为什么能始终有这么强的生命力?但几天来对本地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翻译家、市民进行采访之后,无法再这么乐观了。

疫情暴发后,我在网上看郫都区的消息,其中有一段视频,录了晚上郫都区某社区的广播,喇叭里一口标准的郫县话喊着:“踏苏时切,飚乱跑。相信刮家,结节配活哈栓检拆。薄打堆堆,薄臭热(音ra)闹。挫门戴口罩,注意消夺。”

这几句话,我用了郫县话的发音,翻译过来是:“特殊时期,不要乱跑,相信国家,积极配合核酸检测。不扎堆,不凑热闹,出门戴口罩,注意消毒。”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听郫县话,才发现,发音与成都话差别挺大,比如成都人说“国家”的“国”字,大致会是“鬼”的音,而郫县话则念作“刮”音,是个开口音;“特殊”的“特”在郫县话中也念作开口音“踏”,在成都话中则是“忒”的音;“消毒”的“毒”,成都人念起来有点像“堵”,第三声,到了郫县则成了“夺”。

喝茶与麻将是成都人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

郫都区在成都的西北部,原本是郫县,2017年1月郫都区正式挂牌成立,成为成都市的一个区。同一座城市的主城区与远郊区县的方言口音有着不小的差别,这个口音的差异,在成都人这里,一耳朵就听得出来。

根据口音差异来推断,喇叭里的声音,应该是50岁朝上的中年人。这个判断,是在采访了几位老成都人之后得出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家王笛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1956年生人,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家乡成都是他研究中最重要的样本。王笛告诉我,在他小时候,成都地区就有好几种口音,比如府南河内外,口音有所差别,成都市内与南边的双流也不一样。那个时候,如果按照口音来细分,方言的区域可以划至非常小的范围,而现在,小区域范围内口音的差异逐渐缩小。因此,即便是年轻的郫县人,能说出喇叭里那一口标准郫县话的也已经不多了。

不过,无论是郫都区还是金牛区、青羊区、锦江区,都说的是地道成都话。按照我国方言体系的划分,成都话属于西南官话。在中国的七大方言体系里,官话是分部最广、使用最多的,70%的汉族人说官话方言,也就是北方方言,其中,说西南官话的又有约2.7亿人口,是最多的。成都话是典型的西南官话,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很多人将重庆话与成都话并列,看作西南官话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但也有老语言学者在研究方言的时候,并不刻意将方言按照行政区划加以严格区分,仍会把重庆方言纳入整个四川方言的体系中去考察,老一辈把四川方言按照东西南北四个区位去看,川东那一片,便是现在的重庆。

无论怎么划分,在四川这片土地上,西南官话是民间的第一方言。但有趣的是,仅在成都市近郊,就有至少四种方言存在。比如东边的龙泉驿有个洛带古镇,那里是四川客家人的聚集区之一,他们原本说客家话,但在四川待得久,就变成了“土广东”,说着四川腔调的客家话,四川人听不懂,客家人也听不懂,唯有洛带人自己形成了一个方言闭环——只有彼此能听得懂的方言。成都东北不到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金堂县,那里的人说湘语;青白江区和北边的彭州市,会有一些人讲闽南语;此外,还有零星地方说着四川味的安徽话。

仅是成都周边就分布着复杂的方言区,这只是四川的一个缩影,整个川渝地区,外地的方言聚集区还有不少,它们多是彼此不挨着,当地的语言学家称这些地方为“方言岛”。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西南官话又是从哪里来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得从300年前的大移民说起。

成都镗钯街附近的老街巷里,隐藏着地道的老成都话

凝固的和流动的语言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尚军是研究四川方言的专家,他指出,作为西南官话中最具代表性的方言,四川方言的通行区不仅限于四川地区,也包括北至陕南、南至滇贵、东至湘鄂西的广大地区,辐射范围很广。“如今的四川人绝大多数已不是古代巴蜀人的后代,因为四川的人口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人口迁移是历史的社会文化现象,而方言是社会历史文化变化的产物。”

现在的四川人口是大移民的交融结果,元末明初和清代前期的移民入蜀,决定了现在四川方言的面貌。根据对重庆、合川、南溪、广安的58份族谱的研究,清以前入川的118户中,湖广籍占85户,其中又有65户为麻城籍。因此,在清代前期大规模的移民入川高潮中,湖广籍最多,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样一来,湖北话就成了四川话的重要基础,夹杂着各地方言的特点,在长期的融合与改变下,四川话形成了现在的样子。也正是因为清代的人口变革,才会出现成都周边存在着客家、湘语、闽南话等各地方言的现象。而西南官话的语音系统在官话中也是最简单的,除了浊音清化等官话的共同特点外,西南官话多数不分平、翘舌音,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南方官话。

我们现在听到的四川话并不是一种古老的方言,它的历史不过300多年,再往前追溯,四川人说话是什么样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它与更早的古蜀方言相关吗?或者说,我们还能在现代四川方言中找到古蜀语的影子吗?这个问题,是西南交通大学语言学家汪启明多年研究的课题。

汪启明的工作被称为“方言考古”,他游走在各种史料文献中,去找寻古蜀语的发音方式和语法结构,进而重建中、上古蜀人的语言系统。

如何通过文献来确认上古、中古时期的发音、音律,这是汪启明“方言考古”中的一个难点,经过多年的研究,他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首先是根据文字做基础性判断,因为80%左右的文字是形声字,这样就可以基本判断出发音,但未必准确;其次是根据押韵,韵脚字的系连、历代的韵文、作者的籍贯都是重要参考;第三是根据古人音注,隋代陆法言的《切韵》一书规范了中古时期官话的语音系统,是研究古音的一本重要典籍;最后,翻译著作也很重要,像中古时期翻译的佛经都是珍贵的文献依据。

汪启明解释道,在语言的各个元素中,发生变化最快的是词汇,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词汇表达,这也是最迅速给语言断代的工具,其次是语音,改变最为缓慢的是语法结构。在汪启明看来,“今天的四川方言已经是一个混合的方言,但其底层还是古代的蜀语”。

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方言是不停地游走变化的,但这种变化又极其缓慢,与政局、趣味的转变相比,方言是静态的、凝固的,只是通常在一个个体的一生中,很难意识到方言的改变,只有跳出来,站在更宏观的历史角度去看,才会意识到方言的变化,就像秦汉的文法与唐宋的文法截然不同一样。

时至今日,四川方言仍在变化。人类在选择语言时总是很聪明的,那些不好用的、与时代逐渐脱节的方言就这样慢慢淡出历史舞台,成为未来再进行“方言考古”的化石了。

黄尚军教授给我列举了几个成都话中特殊的字:“一二三四,四个‘口’字,组合在一起都是成都话的发音。从这几个字也可以看出,根据四川方言发音,也存在普通话中不存在的字词。”一个“口”即“口”,两个“口”字并排着写,为“吅”,在成都话中念“ber”,意思是嘴对嘴,就是打啵儿;三个“口”即“品”;四个口放在一个字里,东西南北各占一个象限,写作“?”,在普通话中也有这个字,有“j픓léi”两种常见读音,几乎不会使用,而在四川话中,人们会念作“xiāo”,喧嚣的意思。“吅”与“?”都是非常象形的造字法,直接明确。

还有一个字“丼”,“丼饭”的“丼”,日文发音是“don”,在普通话里的正确发音为“dǎn”,而放到成都话中念“ter”,形容石头投入井中的声音,是个拟声词。成都人还造出了一个有趣的字“?”,两个“木”中夹着一个“石”,在方言中念“kā”,组个词的话就是“……角角”,念作“kākāguǒguǒ”,犄角旮旯的意思。

成都人总说“安逸”,不仅指舒服自在,也指精彩、很好的意思,而据黄尚军考证,这个词是从《庄子》得来的。《庄子·至乐》里说:“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在现在的四川方言中,大概是将“安逸”这个词的古义延续得最恰当的。

很多古词在川地作家李劼人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安逸”的例子到处都是。另有一个说法叫“马起脸”,老成都人用得多,就是生气了给脸色的意思,最早从《说文》里来,李劼人在他的《暴风骤雨》里写道:“你看他的样子哟,昂着头,马着脸,半天不则一声,比我们总办大人的架子还大。”

找出以上几个例子,是想说明四川方言的形象性。让语言和文字都可以传达出很有画面感的意思,这一点挺难的,而以上几个字词,除了“安逸”,我觉得都做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方言梗转化到纸面上,变成文字,意思和乐趣至少减半。不懂这种方言、没有相关生活经验的人,更是看得一头雾水。总觉得方言就是用来说的,写出来,味道就不对了。

如何用文字表现语言,是我这次遇到的最大困境。而对于同行的摄影记者来说,他的困境是,如何用图像表现方言。难道只能一如既往地拍一些风土人情、城市街景吗?那方言的特殊性又在哪儿呢?他甚至烦恼:“难道我要对着人们的嘴拍吗?”我们都遇到了各自领域的难题。

这个难题难解,是因为语言、文字与图像之间有本质差异,它们之间的共通点在于都要传递内容,都可以传递相同的内容,但这三种媒介各有其强烈的表达属性和侧重点,思维方式与传递形式都完全不同。

西南交通大学语言学家汪启明

“低端生活”爱好者

这个问题,成都本地翻译家周成林更有发言权。他翻译过《奈保尔传》、毛姆的《客厅里的绅士》、约翰·伯格的《猪的土地》等,他是地道成都人,五年前回到成都生活,但多年的海外及港澳生活经验让他拥有另一种生活方式,几乎只看英文媒体,喜欢在最市井的街巷、菜市场、茶馆游走,他说他是成都“低端生活”的爱好者和挖掘者。与周成林的碰面是在新二村的金新茶馆,五块钱一碗茶,可以在这儿坐一天,打一天的麻将,这便是周成林喜爱的、属于老成都的“低端生活”。

周成林跟我说,在翻译《奈保尔传》的时候,因为奈保尔是在加勒比长大的印度裔,他的家人都操着一口印度英语,不太标准又不太地道的英文发音,带着浓重的口音,一些原文的腔调难以表达出来。英文是字母文字,看到单词就能想象出发音,在印度人这里,很多滑稽幽默的包袱都埋在单词的错误拼写或拼读中,一旦翻译成中文这样的象形文字,其幽默与讽刺的内涵,最多只能传达出十分之一,原文的乐趣就大打折扣了。这或许是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天然屏障,也正因为如此,语言与文字才能各自有魅力,相互之间无法替代。

周成林还讲了一个故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到西南,以成都市为中心、周边50至100公里范围内,历史上叫得出名号的机场,最多时有18座。特别是在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期间,50余万人在成都周边新建、扩建了当时世界一流的重型轰炸机机场和战斗机机场。

由于通信发达,文化中心也一度转移到西南地区,成都可以比上海更早地看到新出的好莱坞电影。当电影首次在成都放映时,字幕也是在成都配的。在普通话尚未普及的年代,字幕也没有标准化的统一要求,因此,字幕里就会出现不少成都话。周成林记得一个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例子,比如男女之间说亲密的情话,称呼对方为“darling”,按理说该翻译成“亲爱的,你真好”,但字幕出在成都,这句话便成了“乖乖,你真好”。“乖乖”是四川恋人之间的爱称,但40年代的外地人就一头雾水——通常“乖”这个字眼总是放在孩子身上。

成都人对自己的语言非常依恋,一个原因是地域认同感很强。王笛和周成林都说,他们小时候在成都念书时,都用四川话上课,没有老师说普通话,学生之间也说的是一水儿的成都话。当普通话开始普及之后,成都话的变化显然加快了。

老成都人、艺术家王亥称自己为“街娃”,用成都话念是“该娃”。他告诉我,进入20世纪,成都又经历了两次重要的移民潮,第一次是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整个四川地区都是抗战的大后方,这段时间大量外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来到四川;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以东北和上海来的移民居多,他们很多人居住在大院,形成了成都从前未曾出现过的“大院文化”。

这些成都土生土长的学者们,都说着一口自幼生长在身体中的成都话。王笛觉得,这是因为成都人的城市意识很强,这也是我起初对四川方言的未来挺乐观的原因。然而,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四川话虽然还保留着四川发音的腔调,但已经与他们小时候的四川话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咸,成都话读“han”,然而年轻一代读“xian”;鲜,成都话读“xuan”,年轻一代读成“xian”;浣花溪,成都话读“kuan hua qi”,年轻一代读成“huan hua xi”。这些字词基本保留西南官话的语调,但发音已几乎被普通话同化了。

很能代表现代四川方言的一个词“雄起”,其实是一个很晚近的新词。90年代足球热的时候,四川足球虽然不是顶级水平,但也是甲级队。“雄起”这个词,便是在甲a球赛风靡的年代形成的。实际上,这个词的意思与性相关,但用在赛场上,就成了“加油”的意思。从足球延伸开来,“雄起”就变成了一个极具四川地方特色的流行语。

作家、翻译家周成林是成都“低端生活”的爱好者和探索者

20世纪40年代,瑞典汉学家启尔德在中国考察方言,四川是他重要的一站。他还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框架下,写出了《四川方言粘着形式的句法分析》和《四川话英语教科书》,给老外学习四川话用。在他看来,迅速了解中国,听和说的能力尤为重要,其次是阅读中文的能力,再次就是书写汉字的能力。“学习四川话的精髓在于词汇和句子,而不是方块字本身,更不是成语。”所以,他花了大量工夫考察方言字词,只可惜,不少说法现在即使是四川人也不会说了。

前不久,周成林开设了少年写作课,来上课的基本上是小学六年级到初二之间的孩子,他们12岁左右,正在面临或刚刚经历人生进阶的第一道比较大的门槛——小升初。从多年写作与翻译的工作经验出发,周成林希望教孩子建立独立的写作观,与学校教授的应试语文教育区别开来。原本只是单纯地教写作,但周成林发现,来上课的孩子与方言已经离得很远,其中有些人甚至听不懂菜市场的成都话叫卖。四川方言的危机就藏在方言不断地变化中,语言的变化意味着记忆的变化甚至丧失。但还有一种乐观的看法,方言是在不断分裂、不断融合中形成的,旧有的方言模式会改变,可能还会诞生新的,但这个过程依然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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