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支票什么梗(开假支票会有什么后果) -凯发网娱乐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0期，原文标题《我们能借多少钱?》，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金融本质上是配置整个社会资金的使用，它就像人体的血液系统，一旦出了问题，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破坏力巨大。所以，金融行业对风险很敏感，特别是互联网涉足到金融领域的当下，它的业务规模大，发展速度快，发生危机难以控制。互联网领域的创新模式还特别多，风险概率没有定论。这其中，消费借贷牵涉人数十分巨大，用户又多是年轻人，特别要引起关注。年轻人现在是消费的主力，扛起了商业世界的业绩，可这一派繁荣来自于真实的购买力，还是超出承担能力的借贷，很难识别。千丈之堤，溃于蚁穴，庞大金融体系的风暴总是从一笔笔坏账开始的。我们能借多少钱？既是跌落债务陷阱的个人问题，也关乎金融体系的安全。

主笔/杨璐

消费借贷在中国是一种比较新的金融产品，它现在迅速走入了年轻人的生活（安心 摄/视觉中国供图）

负债者联盟

如果“顾客是上帝”这句话还有效，这个时代里大部分的品牌、商业机构和服务商可能会告诉你，上帝等于年轻人。创新品牌讲的故事是如何了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如何为年轻人量身打造产品，甚至创始人是“90后”“95后”“00后”本身都能作为卖点。

“我是年轻人，我非常了解同龄人的喜好。”老品牌讲的故事是年轻化，包装换成年轻人喜欢的颜色和设计风格，印上二次元的图案，用年轻人喜欢的梗，以及跟年轻人喜欢的ip或者品牌做联名。咨询机构、智库出的都是有关年轻人消费研究的报告，商业论坛的ppt上也都是关于年轻群体的分析。这些努力确实获得了回报：那些迅速崛起的品牌，被描述为抓住年轻人的需求和痛点而获得了成功；那些业绩上涨的公司财报里，经常有“得益于拥抱社交媒体和年轻化”等类似字句。

年轻人就是消费世界之主，他们的眼光飘向哪里，全是商机。中国这一代年轻人确实跟前辈们不一样，他们出生在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没有物质匮乏的记忆，父母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能够给他们经济和物质上的支持。互联网突破了信息和地域的阻隔，无论身在何处，只要下单购买，几乎可以同步于世界时尚潮流。

会玩敢花，年轻人理论上是完美的消费者，可消费主义所赠送的礼物，早已经标好了价格，每个人都要付得起自己的账单。

豆瓣上有个“负债者联盟”小组，加入者都是背上债务的年轻人，他们在组里交流自己的背债经过、还债计划、还债情况，一起努力争取早日退组。从这些发帖里，可以一窥生活在消费繁荣阴影里的年轻人的财务状况和生活状态。比如有人本来已经没有了赚钱能力，花钱却还大手大脚。“沉迷于游戏，甚至开始氪金。还有为了让同学朋友觉得我混得好，各种消费从来不会手软，就这样欠了整整58万元，还没算利息。”比如沉迷于借钱消费来得容易。“买高铁票，我第一次用信用卡支付，内心五味杂陈，仿佛不是在用自己的钱一样。有了第一次，很快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整个旅行我用信用卡消费了3500元，觉得劲爽舒服，金钱来得全不费功夫。消费的疯狂在心中埋下了超前消费的种子，有一种信念在心中升起，就是我要多办几张卡，我心里更加有安全感。”

跟前辈们相比，这一代年轻人借款消费的渠道增加了。“负债者联盟”里很多人都能列出一个长长的“债主清单”。比如，一个沉迷于付费占卜的大学生从美团生活费、花呗、京东金融金条、借呗及朋友那儿一共借了1.6万多元。她卖掉了喜欢的小裙子、自己收藏的书，找妈妈多要了生活费，可是好像还是弥补不了这个窟窿。比如，有人月入7000元，要还3700元房贷，花钱又大手大脚，于是从花呗、小米、微粒贷和美团生活费借了9000多元。比如，有人发帖因为贷款平台太多，有的逾期还不上，最后没有一个平台可以再借出来。她整理自己所欠的债务和平台，包括：招商银行信用卡、光大银行信用卡、花呗、京东、小象、有钱花、网商、国美易卡等等。

这些本来应该在大学里尽情享受美好的青春，或者初入职场扬起生活风帆的年轻人，因为欠债跌进了逾期、征信记录不良甚至被催收的深渊。有人以贷养贷保征信，从欠款十几万滚动到六十几万；有人发帖讲自己逾期的十几个借贷平台打催收电话的内容，如果继续逾期，会打给紧急联络人、第三个联系人、亲朋好友，甚至单位。

中国人从前崇尚勤俭节约，反对提前消费，“寅吃卯粮”作为成语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经济结构、消费环境都在发生变化，应不应该借钱消费，限度在哪里，需要新的知识储备。这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问题，亿万笔小额贷款之上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体系，它包括若干个跟金融相关的巨型机构、像滚雪球一样的金融衍生品，以及因为金钱流通而被联系起来的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前车之鉴，席卷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就是由鼓励“穷人”贷款买房，因为还不上房贷，坏账越来越多为起源。现在这些年轻人的负债会不会像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引发龙卷风一样的金融风险？值得讨论。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红领 （于楚众 摄）

谁在借钱给你消费？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金融机构里借到钱买买买。

中国人最熟悉的用于消费的金融服务是信用卡，在人们的印象中，它由商业银行经营，利息和风险都受到严格的监管。美国的信用卡体系高度发达，在人们的日常消费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上海大学法学院程雪军博士说：“我国征信系统现在覆盖的人群范围不够大，银行发展信用卡就比较难。办信用卡一般会要求有稳定的工作，然后查一下央行征信记录，再考虑申请人的收入情况。这些条件就把很多人筛选掉了，比如农民工群体、个体商户、没有收入的大学生等等。”

根据央行的数据，截至2019年，中国信用卡和信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7.46亿张，而截至2018年末，美国信用卡发卡量为11.03亿张，高于中国同期的6.86亿张。从人均持卡量来看，截至2019年末，中国信用卡人均持有量为0.53张，同期美国人均3.37张。

除了信用卡，商业银行其他的个人信贷业务也很少。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红领说：“放钱出去很不容易的。我调研过社区银行放贷，客户经理都像侦探一样，到小企业里看水表走了多少，电表走了多少。如果水表、电表都不转，那肯定是生意不好，就不能借钱。可能还要看家庭关系怎么样，有没有赌博嗜好等等，贷一笔钱出去搜索成本很高。”如果做个人消费贷款业务，风控成本高，贷款额度却小，收益上不划算，这种贷款无担保、无抵押，也加大了坏账的风险。

巨大的市场空白留给了其他消费金融形态。从2010年开始，中国银监会陆续批复建立消费金融公司。在这些公司里，用户不用抵押和担保就能申请贷款，虽不能用来买房买车，但其他消费用途很广。消费金融在发达国家是一项成熟的金融服务。王红领说：“美国有一种发薪日贷款，类似于中国的现金贷。美国蓝领实行周薪制，有些人没等发薪水就没钱了，这时候消费信贷就发生了作用。他们先借钱消费，周五从公司领到支票再还上。”

跟信用卡服务的客户不同，消费金融公司的目标客户是具有稳定收入或者稳定经济来源的中低阶层消费群体。王红领从2014年开始做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项目，在他的2019年版中国消费金融大型调查里，对客户群体做了更详细的分析：18到29岁占到总样本数将近50%，整体上看消费信贷的客户呈现出年轻化趋势。

收入分布上，月收入3000元到4999元占到总样本数的76.01%，其次是5000元到9999元范围，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和月收入1万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消费金融行为较少。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专科、本科和职业学校学生占比较大，研究生以上学历和高中以下学历的群体消费金融行为较少。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倾向于全款消费，而学历和收入更低的群体，因为偿还能力弱、信息获取渠道少，也不会选择消费金融。

消费金融为购买意愿旺盛却收入不高的年轻人，开启了金融服务的大门，但依然要面对获客成本高的困境。程雪军说：“2013年之前，消费金融发展很慢，因为主要以线下为主。比如消费金融公司的网点开在银行旁边，能接触到有相关需求的顾客。比如跟产品方合作，学生们都喜欢买3c产品，买手机的时候就能接触到消费金融公司的广告或者注册人员。”风控成本也很高。王红领说：“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无抵押、无担保贷款，筛选客户是非常难的事情。不还钱，电话打多了就算暴力催收。这些公司都有庞大的律师团队，天天折腾这些事。催收麻烦，风控如果再做得不好，坏账率超过4%，公司就做不下去了。”

蚂蚁集团总部，中国的互联网巨头纷纷涉足消费借贷领域（摄于2020年9月） （视觉中国供图）

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巨头都做消费信贷

互联网改变了消费信贷的发展节奏。最近10年来，互联网对很多行业的传统形态造成冲击，也渗透到了金融领域。2012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谢平与博士生邹传伟以《互联网对金融系统的影响》为研究主题并发表文章，互联网金融被连成了一个词，他们的文章下载量超过16万份，引用了5000次，广为传播。

邹传伟现在是万向区块链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说：“之所以关注互联网金融这个现象，因为当时中国的第三方支付已经发展到第八年，网上购物大家使用得很多，中国人民银行也有了监管。同时，国外已经出现了p2p网贷、众筹等形式。”

互联网能够缩短金融服务的链条，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邹传伟说：“互联网在金融方面的贡献是很明显的，国际上也持肯定态度。首先是提高了支付清算的效率，比如电子支付已经深入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社交等各方面。在中国，一部手机在手就能走遍全国了。其次是因为通过网络获取金融服务，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银行网点过去是钢筋混凝土的，现在很多变成手机了。第三点是提高了信息处理的效率，比如消费金融现在基于大数据放贷，尽管产生了数据隐私保护方面的问题，可单从金融风险、金融信息处理的效率上来说，它肯定有助于对个人和小微企业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定价。风险定价就是预估可以放多少款，用什么样的利率放款。”

2013年以后，线下的金融消费公司开始往线上转型。程雪军说：“金融科技在消费金融的贷前、贷中、贷后都有影响。贷前就是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获客，贷中就是要做客户的相关运营和审批，再往后的流程是风控和催收，都变得有效率。比如消费金融公司对金融交易数据等各类强变量和消费行为、地理位置、社交行为、通信记录等弱变量进行整合和分析，精准评估空白或者信用记录较少用户的信用水平，对他们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等进行评估，设定贷款额度和利率。”

比线下的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更快的是互联网公司，它们本身就手握流量，还是过去十几二十年激烈的流量争夺战中蹚过来的行家，谙熟裂变增长、大数据应用，在放贷规模、效率和风控上很有竞争力。蚂蚁集团有花呗、借呗，京东数科有白条和金条，腾讯有微粒贷，百度有度小满，美团有美团生活费，等等。邹传伟说：“中国在金融科技创新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现在美国互联网机构做金融科技业务的时候也会参考中国。美国信用卡或者开支票已经很发达了，居民也形成了这样的支付习惯，像中国这样的移动支付或者虚拟信用卡功能在美国就不容易发展起来。”

2020年1月，某盲盒品牌展在上海开展 （王冈摄 视觉中国供图）

除了中国的大中商业银行因为覆盖不到中低收入的长尾用户而留下巨大的市场空白以外，中国网民基数大、密度高也使得互联网公司容易进入金融领域。邹传伟说：“移动支付要发展，无论电商还是本地生活，需要规模效应的支撑，比如我们在办公楼里叫美团外卖，快递小哥儿跑一趟可能是顺路送好几家。美国人住得分散，人工成本也高，要是叫外卖是很不经济的。我们现在在京东上买东西，一线城市当天或者隔天就能送到，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的电商、本地生活市场发达，使用频繁，达到一定的规模，就衍生出了金融需求。”

放贷的核心是顾客的筛选和风控，大数据模型的基础信息来自于消费者在网上留下的痕迹。邹传伟说：“风控要估算你能不能还得起钱，数据模型里需要购物价格是贵还是便宜，收货地址是家还是办公室等信息，以估计用户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水平。欧美国家对数据隐私保护得比中国要严格，利用消费者的社交媒体或者电商数据开发金融业务的空间没有中国那么大。”

中国独特的金融和互联网环境，让互联网公司在广告、电商、游戏付费等方式之外，流量变现多了一条金融途径。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的用户跟消费金融的目标客群高度重合，都是年轻人。2019年，尼尔森发布的中国“90后”“95后”消费信贷现状报告显示，超过八成的中国年轻人会使用包括信用卡、花呗、京东白条等在内的信用金融产品，以改善生活和减轻资金压力。报告认为，信用消费已经成为年轻人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

现在大部分支付都由手机完成，在你花钱的时候弹出消费借贷的选项

年轻人应不应该借钱消费

因为互联网，消费信贷突破了信用卡的高风控门槛和消费金融公司线下服务半径有限的范围门槛，覆盖了如汪洋大海般的年轻人。他们的消费意愿强烈，但因为是大学生或者刚刚开始工作，可支配的收入有限。消费信贷填补了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之间的鸿沟，却产生了“负债者联盟”这样的群体。在社交媒体上，针对“花呗们该为年轻人陷入网贷背锅吗？”的讨论，参与者众多。

实际上，借钱消费的观念和现象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我们都知道美国社会以高消费、高借债为特点，这些也是随着工业进入大规模生产的。王红领说：“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老福特小的时候受过苦，勤俭持家的观念根深蒂固。他教育年轻人，永远要买你们能够买得起的东西。他主持公司事务的时代，汽车消费信贷已经出现了，但老福特坚决不同意用这个办法销售福特汽车。他给用户制订买车计划，每个月存多少钱，存够了再把车开走，不能先开走分期还钱。可在当时的社会，汽车销售人员想尽快把车卖出去，年轻人虽然钱不够，却想尽快把车开走。汽车信贷已经有了市场，老福特阻挡不了这股潮流。他去世之后，存钱买车的观念被推翻了，福特汽车也开始搞汽车消费信贷。”

经济学可以解释借钱消费的现象。王红领说：“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比如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那种大危机，我们从课本里都学过，一方面因为生产过剩，要倒掉牛奶，一方面穷人喝不起牛奶，也支付不起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消费信贷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信贷商可以向即期支付能力欠缺、预期有偿还能力和偿还意愿的消费者提供金融信贷服务，服务的范围设定在满足消费者的生活需要。它突破了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起到润滑作用。”

消费金融在中国出现有时代背景。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关键时期，消费对经济转型升级、保证和改善民生都有重要意义。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导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动力的指导意见》，部署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来增加新供给，创造新消费，形成新动力。为了解决居民当期收入对即期消费的约束、通过持久收入来决定消费的问题，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全国开展消费金融公司试点，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消费信贷产品”。

王红领说：“居民可以通过信贷来优化消费的跨期行为，根据自身偏好，在当期和未来之间进行资源分配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比如，一个人这个月月薪1000块钱，他想买一件1500块钱的东西，他下个月月薪是2000块钱，那么，他可以先通过消费信贷借500块钱，下个月再还上。”

消费信贷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前提是面对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可真实的世界里还有消费主义这种变量。随着工业进入到大规模生产阶段，生产成本降低，商品价格下降，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几乎都可以买得起他想要的生活必需品。生活逐渐被满足，需求就越来越少，可没有新需求，商业和生产也就没有新增长。围绕着如何让人们持续地购买新商品，越多越好，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消费主义操作系统。

耐用不再是美德，商品在设计阶段就设定了使用期限。在一部讲述灯泡设计师缩短其使用时间的纪录片里，设计课的老师询问学生各种产品的使用期限。“知道这一点对你来说很重要，因为你将来设计的产品必须具有一定的寿命，符合公司想要的商业模式。”如果能调动人们喜新厌旧的心理，促成购买的周期会更短：每年迭代的新款只是产品上小小的改动，使更高的价格变得合理，使拥有旧款的消费者想买新的。除了这两种生产端的手段，在市场营销领域，广告、营销、商品美学各自成为专业又庞大的产业，诱惑消费者的感官、激活人性中的贪嗔痴，最终创造出各种购买理由。还有潮流，它是消费社会的规则，但它不是天然正当的存在。潮流的本质是等待发生的利润，是供应链、营销、市场终端等现代化生产组织的合谋。

这些手段让商品超出了使用价值，具有符号意义。“你是谁”在现代社会里，很多时候是由你的穿搭、喷的香水、开的车、住的房子、去哪里度假、进什么样的餐厅等生活方式传递出来的。进入到互联网时代，特别是社交媒体和电商高度发达的中国，消费领域的创新又快又多。大数据比市场洞察更准确，知道消费者喜欢什么功能、款式、颜色等，知道定价在什么样的区间增长最快，知道新品信息应该投放给哪个人。营销也在打造销量为天文数字的爆款中形成了标准流程，如“种草”投放在哪些平台、哪些社交媒体账号，拔草的时机和节奏怎么确定等等。还有现在最能带货的直播电商，在“买它买它”的催促中让人没有时间做理性的购买决策，只有冲动消费。

如此缜密的谋划下，消费者很难不被消费主义狙击。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刚刚步入成年人的世界，如白纸一张，没有那么多身份凭借，消费符号给他们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表达提供了道具。年轻人还是社交媒体的原住民，这让他们更多地暴露在短视频、软文、各种形式的商业植入里。“古典”时代，人们发现观看广告时间越长越促成购买，现在手机几乎成了身体的延伸，不分昼夜随时给人美好生活的参照，唤起消费的渴望。除了日常需求，年轻人还喜欢为兴趣买单，入粉圈、抽盲盒、炒球鞋，都是买个开心，却花费不少。

大部分的支付行为都通过手机完成，特别是在电商和本地生活app上，当弹出账户信息选项时，除了绑定的银行卡和信用卡账户，现在又多了消费借贷的选项。你在准备买买买的时候，有人递上了借款，除了第一次开通时需要花些时间，以后每次只要输入密码、指纹、人脸识别就能完成。几秒钟的时间，没花自己的钱，就拥有了那个给你带来快乐的产品。购物和借贷的双重诱惑，容易冲动消费、过度消费。

创新就意味着风险，蛋壳公寓的模式里加入了资金贷，这让现在的局面十分复杂（ic photo供图）

最核心的担忧是系统性风险

在“负债者联盟”里，很多发帖的年轻人以“过度消费”为理由，讲述自己负债超过偿还能力的经历。如果跌落债务深坑只属于个人悲剧，它是年轻人教育和成长领域的问题，或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只跟一部分人的利益直接相关，但事实上，它能造成的损失远远不止这些。金融风险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年轻人的坏账可能成为风险连环套，最终伤及无辜。

居民的债务情况有一个指标——杠杆率，它和经济增长相关。程雪军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当一个国家居民的杠杆率超过30%，该国的经济增长会受到影响；一旦超过65%，将会给经济稳定带来冲击。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时的杠杆率是98.6%，次贷危机之后美国一直在去杠杆，到2019年它的杠杆率下降到75.2%。中国居民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了，2008年时居民的杠杆率是17.9%，到了2019年已经达到了55.2%，跟日本相当。”

聚焦消费借贷，中国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中国对消费贷款的统计分为不同的类型，短期消费贷款是1年以下，中期是1年到5年，长期是5年以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8年9月，短期消费贷款和长期消费贷款分别为9.530317万亿元和32.859197万亿元，占国内贷款余额的比例分别是6.28%和21.7%。程雪军说：“长期消费贷款一般是买房买车和大型建材，消费借贷是扣除买房买车、借贷期限小于1年、额度小于20万元的借款。从宏观上讲，我们要防范消费贷款的杠杆率过度上涨，其中这个区域杠杆率主要是包括房贷的。从微观角度看，消费金融还有发展的空间。”

从数据上看，消费借贷虽然还没有像舆论担心的那样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可金融是一个需要对风险敏感的行业，防患于未然。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朱传奇博士说：“金融本质上是配置整个社会资金的使用，每个行业都会涉及到资金，一旦金融行业出了问题，其他行业就会受到牵连。它就像人体的血液系统，如果输血功能突然出了问题，整个身体都会出问题。”根据风险造成的损失，经济学里分成“非系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投资主体决策失败最坏的结局就是破产清算，自己承担后果，这属于“非系统性风险”；如果某些单个突发事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传染给整个社会，并造成社会范围内的连续性损失，就是系统性风险。美国房地产协会曾经给出了衡量“系统性风险”的两个指标：“大到不能倒”和“太关联不能倒”，因为一旦倒塌会引发全国性灾难。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一次由复杂原因引发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2018年3月12日，实拍“95后”女生“扫码的一天”（林宏贤 摄/视觉中国供图）

参考系统性风险的特征，互联网公司开展消费信贷业务就非常值得关注。从消费金融行业发展来讲，它有先进的一面：通过金融科技的应用，提升行业效率，同时因为平台连接消费场景和消费者，消除了他们之间的阻碍，实现平台、消费场景和顾客三者无缝连接。可就是因为牵涉多方，所以有潜在风险。程雪军一直从事法律和消费金融领域的研究，著作颇多，他说：“互联网的涉众性、消费场景的复杂性以及金融的不确定性，导致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容易扩大、传播较快和隐蔽性较强。”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融资方式也是有潜在风险的领域。市场上常用的是资产证券化和联合贷款。资产证券化因为蚂蚁集团暂缓上市的新闻被舆论广为关注，它是一种经济创新，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发行证券的方式出售，最大化地提升资产流动性。消费信贷金额小、分散、资金回笼快，天然适合包装为资产证券化产品，但是它具有风险性。程雪军说：“如果没有进行资产证券化，资金都在消费金融服务提供方和接受方之间流转，风险是可控的，一旦发行了资产证券化产品，就会加速规模扩张，系统性风险有可能被传导。同时，消费金融基础资产很多都是通过互联网方式进行的消费贷款，对于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者来说，基础资产的交易对象、交易目的和交易过程更加不透明，有必要对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进行风险管理。”

蚂蚁集团作为互联网消费金融里市场份额最大的公司，它的资产证券化是典型案例。程雪军说：“蚂蚁集团目前在不断增加注册资本以增强金融合规经营，但此前它的注册资本较小，根据蚂蚁集团的招股说明书，截至2020年6月底，注册资本仅有237.8亿元，但通过传统金融机构贷款以及资产证券化方式，蚂蚁集团促成的消费金融贷款余额高达1.732万亿元。它的运作模式是，蚂蚁集团向客户放贷30亿元，通过与银行联合贷款，银行配给它60亿，它网络贷款的基础资产变为90亿，然后基于它基础资产的小额、分散与风险可控性，它发行了多款资产证券化产品，并通过循环购买方式，增强消费金融总规模。如果是商业银行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放贷速度慢，风险防控要求高，主要是线下经营，不可能循环多次。互联网消费金融贷款很快，90亿基础资产的互联网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很快就会被市场购买，然后蚂蚁集团获得资金后继续向线上客户发放消费金融，循环40倍，达到3600亿贷款。对监管部门来讲，他很难知道这部分贷款的真实资产是什么，质量怎么样。”

联合贷款也可能增加系统性风险，在这种模式里，商业银行跟互联网公司连在了一起。程雪军说：“从前商业银行准备金率非常高，企业业绩好，银行更希望贷款给企业。因为每贷款给一个客户，成本是差不多的，贷款额度高、利息收入多才能覆盖成本。现在跟互联网企业合作，线上获客的成本低，互联网风控数据维度突破了商业银行依靠稳定收入、央行征信系统等维度局限，降低了贷款给中低端收入个人用户的成本。很重要的原因是，全国利率在进行市场化改革。从前去商业银行做消费信贷，整个利差比较小，可能是5%，现在消费金融的利差空间很大，最高达15.4%，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就大。”问题是创新就意味着对风险管理提出挑战，一旦风控出现问题，会引发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2019年3月25日，义工在广州的一家宠物医院给小猫做检查。花呗在救治的关键时期帮了义工们的忙

金融知识专业又复杂，可以从合作模式上理解这两种融资的风险。邹传伟说：“这是激励不相容、利益不一致造成的风险。资产证券化里，放贷机构如果用自己的钱放贷，资金很有限。它现在把贷款打包在市场上发行证券化产品，投资者会不会认真看贷款方信贷池的质量？对放贷机构来讲，它的利润是跟资产证券化的规模相关的，资产证券化规模越大，利润越高。那么，它会不会对风险认真管理？次贷危机的逻辑就是这样，当时美国提出居者有其屋计划，银行给很多经济条件有限的人放贷。反正银行只要贷出去款，就能把这些贷款证券化后卖给投资者。在这个过程里，许多环节出了系统性问题。投资人盲目相信银行发出来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相信评级公司，后来发现这个风险超过了大家的预期。联合贷款里，直接接触顾客的互联网公司是按交易量收费的，有没有可能为了提高交易量把一些信用比较差的用户推荐给银行，而银行是不掌握这些用户的真实情况的。”

根据蚂蚁集团的相关数据，截至今年6月末，公司平台促成的贷款余额中，由机构凯发在线网站的合作伙伴进行实际放款或者实现资产证券化的比例合计约为98%，蚂蚁自有资金出资比例只有2%左右。《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里对撬动杠杆的程度进行限制，让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小贷公司共同承担风险。它明确规定了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通过银行借款、股东借款等非标准化融资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倍；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4倍；在单笔联合贷款中，小贷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

金融创新如何安全

系统性风险一旦发生，将对社会经济造成大面积损失。即便没有系统性风险，金融领域的波动，特别是加入互联网元素之后，也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邹传伟说：“首先是声誉风险的传染，特别是直接服务于老百姓的业务，比如一个金融科技贷款平台发生损失，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大家会觉得整个行业都有问题。其次是在金融交易里会用到一些算法，如果相同的算法出了问题会产生‘羊群效应’，放大风险。第三是面向消费者的金融服务，如果是纯线下公司，服务半径有限，影响的人群少。通过互联网方式，会触达一些金融弱势群体，他们识别风险和承担风险的能力都比较弱，一旦出现问题影响很大。”

金融行业具有的这些特殊性，需要政府的监管理念与它相衬。邹传伟说：“比如共享单车发展很快，如果不是出了用户押金的问题，它倒闭了主要造成自行车产能过剩，但哪怕一个体量小的p2p平台倒闭，它的影响都要比共享单车大多了。面对金融创新的出现，监管思维就得发生变化。从前金融监管的核心目标是促进金融稳定，确保机构不出事，保护金融消费者，现在强调持牌经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说，金融是特许经营的行业，一定要持牌经营。不能像从前，个人随便就可以做p2p，涉及金融业务了。”

持牌经营就是控制行业准入的门槛。王红领说：“理解政府为什么要严格行业准入，可以从公共场所踩踏事件来说明。当进入公共场所的参与者数量不大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发生踩踏事件的可能性为零，这时候没有必要限制参与者的自由，他们对风险有足够的承受力。但是，随着参与者人数的增多，每个参与者应对风险的能力就会下降，踩踏事件就有可能发生。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类似于政府角色，就要采取措施限制参与者的自由。”

在《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对于消费金融领域里相同或类似业务，监管机构和标准是不一样的。商业银行和最开始在线下发展的消费金融公司接受中国银保监会的监督，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持有小额贷款公司、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执照的企业接受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监管。程雪军说：“商业银行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被中国银保监会监督，被管理得很严格。因为它机构级别高、法律位置高，而且它要参照《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要求很高。互联网公司做消费金融业务，申请的是网络小贷牌照，资本只需要一个亿，申请难度低，监督机构是地方金融监管局，监管要求低。我曾经在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工作过，那家公司资本充足率是8%，杠杆不超过10倍。有些互联网公司，比如说蚂蚁集团的杠杆率达到100倍了。”

出现监管不均衡是因为过去中国金融监管以机构为主，而互联网涉足金融领域是一个新现象，它可能发展成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开展非金融、金融、类金融和金融基础设施等多种业务。中国金融科技走在全世界的前面，这种混业程度很高的机构如何监管，能够参考的先例有限。邹传伟说：“从前监管机构要监督的是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等，金融科技机构属于哪种类型？比如蚂蚁集团，它的支付业务受央行监管，网络小贷规模做那么大却还放在重庆金融监督管理局。现在出台了有关互联网小贷公司跨界、跨省经营及资产证券化等各种措施，说明未来会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只要做同样的业务，就要接受同样的监管。”

除了监管从以机构为主转向功能监管，创新引发的新情况也得有新想法。邹传伟说：“最近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对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文件，它隐含的意思是，对像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大科技公司如果涉足金融业务怎么进行管理。比如公平竞争的问题，淘宝上不能用微信、京东上不能用支付宝合不合理？还有一个维度就是数据隐私的监管。现在消费者个人隐私保护意识已经崛起，而且我们之前确实出现了数据黑产的事件。面对所有这些新情况，传统的金融监管理念和方法论都要升级。这个在国际上也是一种趋势。2018年国际清算银行已经在讨论大科技公司进入金融业怎么进行管理的问题了，当然全世界面临这个情况最突出的就是中国，无论金融创新还是接下来的金融科技监管，中国都走在世界最前面。”

回到普通人最熟悉的贷款购物上，它其实是消费信贷领域庞大的金融机构、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利润、监管等组成的生态系统的基础。消费金融的客户能够偿还自己的借贷和利息，不坏账，才能保证这个生态系统基础层面比较安全。现在的问题是，消费金融的主力客群是中低收入的年轻人，他们的还款能力弱、容易受到各种营销手段诱惑而过度消费，并且缺乏金融知识。“负债者联盟”里很多人以贷养贷越陷越深，有的人还在讨论类似于如何既借款又不上征信的方法，可实际上贷款上征信是必然的，借钱要还也是必须的，这根本不应该有疑惑。

跟公益性质的助学贷款、有房地产抵押的房贷不同，消费金融是无抵押担保的贷款，风险很高，利息就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新司法解释，界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一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零壹智库选取了10家消费金融公司的产品进行利率分析，大部分消费金融产品的利息甚至高于4倍lpr。年轻人在看到kol带货、开箱短视频、购买爱豆代言产品“送哥哥走花路”、买最新款手机和限量款球鞋时，如果使用消费金融服务，是否清楚它的利息相当于什么程度？10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说，观察到年轻一代的储蓄率明显下调，这有好的方面，有助于扩大内需，也有令人担心的方面，就是一些年轻人过多地靠借债来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将来是不是好事还不完全知道，但是总的来说储蓄率会进一步调整。

理性消费，适度借贷，金融素养在国际上是一个专门的领域。邹传伟说：“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定期向公众宣传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技能，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几年每年还会发布一个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报告，但其实还需要更多的措施。我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波士顿附近一个律师协会每年都会组织很多有金融经验的人去中学里给学生讲课，比如信用卡系统的逻辑、学生如果将来租房子要做哪些准备、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更好地做一些财务规划等。我觉得金融素养课程应该进入我国的中学课堂。”

实际上在低储蓄、高借债、高消费的美国，反思过度消费一直是一种思潮。在《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一书中，作者写到一个专门收坏账的人的观察：“关键之处是人们根本不考虑自己挣多少钱和自己正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确想要更富有，他们想要看起来比实际富有。如果你有五张信用卡，真的很容易让你看起来比实际富有，然后再加上商人和广告，这对很多人来讲就是灾难的公式。”在中国，随处鼓动消费，再在你移动支付时的刹那提供贷款的选项，形成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程雪军说：“到处可以看到鼓动消费、鼓动提前消费的广告，能不能有公益广告？不要一直灌输多借钱，而是起到消费金融教育的作用，让人理性消费，理性借贷。”

一个成年人有能力借多少钱，自己要心里有数。按照《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对自然人的单户网络小额贷款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人民币30万元，不得超过其最近3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该两项金额中的较低者为贷款金额的最高限额。按照银保监会起草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单户用于消费的个人信用贷款授信额度应当不超过人民币20万元。

（实习记者李笑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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